当下产业布局中，最重要也是最有前景的还是海运。

沈家愿意拿出六万一千两白银，外加三十艘大沙船，与徐元佐合资设立江南船行。总股本十万两。徐元佐以自己的私房钱三万九千两入股沈氏之后，占据了百分之三十九的股份，原则上还是沈氏控股，这能让沈玉君的心理包袱轻一些，也能让徐元佐掌握重大情况的否决权。

现在关键是在造船、买船。至于漕粮配额倒是无关紧要。一旦朝廷决定下来，江南船行即便吃不了独食，也能占据大部分。关键还得是有自己的海上力量护航。

隆庆五年的十二万石海运漕粮，顺利从江南运到了天津卫，但是谁能保证原历史剧本中的承运人，其海上力量不会成为徐元佐的拦路虎呢？

这些都需要时间啊，徐元佐重重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

……

“好！好啊！”赵贞吉拿着林燫派人送来的书信。用力拍在桌案上。

黄花梨的桌子稳如山岳，抖都不曾抖一下。已经有不知多少任内阁大佬在它身上发泄自己的欣喜、痛苦、失望、愤怒。

他们都不在了，而它还在。

如今正是赵党与高党之间斗得水深火热之际。高拱执掌吏部，赵贞吉执掌都察院，都有弹劾、考察之权。高拱为了报当年私仇，排挤赵贞吉的党羽；赵贞吉岂是李春芳那等修道人？也拼命裁撤弹劾高党党众。

高拱去年年底方才入阁，而短短不到三个月时间里，两党共有二十七名官员因为各种原因被弹劾罢免。即便是徐高之战。也没有每三天干掉一名京官，就官场政争而言。完全可以用惨烈这个词来形容了。

赵贞吉其实已经快撑不住了。

更准确地说，他的辞表已经打好了腹稿。

就在数日之前，高拱门生，给事中韩楫弹劾赵贞吉“庸横”，考察徇私，有失公允。

从两军对战看，前面牺牲的都是将领，而如今敌人大将直指中军帅旗，可见赵党之败已然成了定局。

作为阁辅，赵贞吉被人弹劾之后必然要上疏请辞。这时候作为裁判的皇帝，会考虑朝中均势，以政局稳定、官僚机器能够正常运转为原则，做出判决。而原历史剧本中，隆庆皇帝再次站在了高拱一边，判处赵贞吉失败，让他卷铺盖走人。

今时不同往日。

赵贞吉拿到了林燫的手书，直指苏州知府与奸商勾结，残虐下民。这项指控非但终结了苏州知府蔡国熙的仕途，削弱了高拱在地方上的势力，更是可以与另一则坏消息相结合。

巡按南直隶监察御史李绍先言：“江洋群盗四起，杀掠泰兴县等处，皆徐、沛、通、泰间被水饥民，及江南所散遣浙、福水兵，相引为非，滋蔓可虑。乞饬守臣多方抚剿，以安地方。”

李绍先在奏疏上说明了两个事实：其一，江洋群盗是遭了水灾的灾民；其二，其中还有浙江、福建水兵勾结作乱。

联系到苏州知府的劣迹，那么灾民作乱岂不是就有缘故了？

或者说，单纯的灾民作乱只是治安问题，而官员残虐下民导致盗匪滋生，这是妥妥的官逼民反啊！产生了如此严重的政治后果，高阁老是否应该出来解释一下？

其二，浙江、福建的水兵为何会跟徐淮灾民搅在一起？

这里有个嘉靖年间振武营兵变之后安置的问题。振武营兵变是徐阶当国时候发生在南京的事。无非就是因为裁减军粮，导致愤怒士兵杀了南京户部侍郎、总督粮储黄懋官。后来魏国公徐鹏举和守备太监何缓，撒了十万两犒赏下去，兵变便平息了。

兵变平息之后，南京兵部侍郎李遂一边安抚士兵，恢复了以前的待遇，一边密捕了领头的二十五人。杀了三个，其他的戍边。

看起来这件事就此为止，为何会与今日的乱兵联系起来？

这首先要说振武营的来历。他们乃是嘉靖抗倭时候征募的募兵。

这些募兵不在军籍，事发时征募来打仗，事定后就要遣散。

因为

大明朝廷是不养兵的！

太祖皇帝最得意的事，就是朝廷不花一分钱，而有百万大军！这就是卫所制度。

被遣散的士兵本就是没有恒产之人，回到家里能干嘛呢？许多人都是游手好闲，除了打仗也没有其他技能。吃惯了兵饷，要去务农更是说笑。于是他们借着灾民蜂拥之势，理所当然地转职成了盗匪。

当然，在后世的历史教科书上，这些人也被称作农民起义军。

现在问题来了。

徐相当国时候搞定的事，李相当国时候也没出问题，为何你高相自封为首辅的高相当国，就惹出了这么大的事？

任何一次民乱都是载入史册的大事，是皇帝德政的污点。何况发生在徐淮、江南等地。

那可是朝廷的税田啊！

赵贞吉知道，自己不用走了，该走的人是高拱！

……

内阁的每扇窗户后面都有一双耳朵，风声很快就送到了高拱耳中。

高拱真是太愁了。

去年为了解决漕运的问题，他提出开胶莱河。偏偏山东和漕运两边都不看好，言之凿凿地告诉他：胶莱河即便挖通了，也没有足够多的水量承运漕船。即便进一步剥削山东水系，优先保证船运，胶莱河也会因为泥沙淤积而不堪用。

总督王宗沐更是直言：开河与否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这事得实事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