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毅现在是山东都司同知,登州守备参将,在穆陵关只不过是暂时安居。而且他也打算在长江流域一带重斩建立根据地。因此沒有必要在穆陵关投入更多的资金建设。

但商毅知道,明朝实际只剩下不到一年的时间,这个结果估计是改变不了,而清军再进驻北京之后,很快就会打到山东来。虽然商毅准备在南方开僻新的根据地,但也不打算轻易放弃山东之地,因为这里从水陆两路来说,对北京的危胁都很大。因此不到万不得以,是不要放弃的。那怕只保留一个登州也行。至少在山东半岛上可以有一个立足点。

而在这种情况下,穆陵关的地位就显现了出来,它位于山东中部,连接山东南北,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如果能够和登州互相呼应,并且以穆陵关为据点,在沂蒙山区内进行游击和守城战相给合的作战方式,都是很不错的选择。因此加强穆陵关的防守,也是完全有必要的。

商毅经过了仔细的考虑之后,终于决定,将穆陵关修建成一座纯军事要塞,以后就成为商家军在山东中部的一个据点。关城的规模到是不用再扩大,但城墙必须重建,到不用太高,有三丈多就可以了,但将釆用欧州的棱形城墙结构,并辅以炮台、岗楼等城防结构相配合。

同时商毅还决定,在关城里挖四条地道通向城外,一方面是防止清军围城之后,与外界的联系,取得补充和支援,另一方面也是万一真的守不住了,城里的士兵也有一个可以安全撤退的通道。

其他人当然没有商毅想得那么远,而且他们也不可能想得到,明朝以经没多久可活了。但对加固穆陵关的城墙都不反对。毕竟这一次对付淸军的入关奔袭,全靠有穆陵关可守了。因此也都认为,万一下一次清军再打过来,穆陵关还是派得上用场的。

但对商毅设计出的棱型结构城墙,众人又一次被商毅的奇思妙想弄糊涂了。因为中国的城墙,除非是受地形的限制,否则一定都是四四方方的,不明白商毅为什么要把城墙设计成这么怪模怪样。

尽管商毅向众人详细解释,城墙修成棱型结构的优点,但还是有些难以接受,因为唐镇提出,如果要达到商毅所说的这旦功能,在每面城墙上修马面就行了,没有必要修成这样尖尖角角,奇形怪状的。

商毅当然知道,所谓马面,就是一般在大城的城墙都会有几个如齿轮状突出的部份,相隔约一射之地,从而对攻城者形成个三方向的打击。实际也是达到棱型结构城墙的效果。

但和棱型结构城墙相比,马面如果修得过小,就起不了多大作用,如果修得过大,则会增加修筑城墙的成本,和守城的兵力。最重要的是由于马面也是正方形,同样会给攻城的一方留出一个攻城面。尽管这个攻城面不大,但在城上能驻守的兵力也同样不多,相对也比较容易被攻破。虽然攻下马面之后的立足点并不大,守城军队也容易的反扑夺回,但毕竟是给攻城部队留出可趁的漏洞。要知道在战斗中,任何一个小小的细节,都是足以致命的。

而棱型结构城墙却沒有明显的漏洞,那怕是敌军只进攻尖角处,另一侧的同伴也一样能够支援得上来。因此在重建城墙时,商毅仍然选择棱型结构的城墙。

其实商毅的解释并不能完全让唐镇等人心服,但基于他们对商毅一惯的相信,还是同意了商毅的意见。而现有的城墙也不拆除,就在现有城墙的外围,开始重新修筑,这样穆陵关就成了双城墙结构,防守自然也更加牢固了。

然而就在商毅和工匠们准备勘测地形,确定城墙范围的时候,催他出兵的公文又送到了穆陵关。而且这一次不仅是来了公文,还有崇祯的圣旨。当然在圣旨里,崇祯到沒有责怪商毅,而是将他过去的功劳又赞扬了一番,又说现在国事危急,以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因此请商毅尽快出兵。

原来在五月二十九曰,张献忠攻下了武昌府,住在武昌的楚王朱华奎被张献忠放入笼中,沉江而死,楚王府的宗室人员也全部被斩杀,据说当时从鹦鹉州到道士洑之间,浮尸蔽江、一片凄惨景象。而楚王府库藏的上百万两金银,二十万石粮食,也全归张献忠所有。

而在此之前,李自成是在崇祯十五年（1162年）闰十一月从南阳进军湖广。将驻守湖北的左良玉打得大败,引军退守到九江,根本就不敢向湖北靠近一步。结果只用了三个多月,李自成就己攻下了襄阳府,荆州府、承天府、汉阳府、德安府、黄州府等地,整个湖广以北的广大地区,被这两位农民军的大佬一人一半的瓜分。

李自成在攻取了湖北大部之后,以在襄阳组建自己的政权,虽然还沒有称王称帝,建立国号,但自立为奉天倡议文武大元帅,改襄阳为襄京,并分设官职。衍然以经开始和明朝分庭抗礼了。

在政权建设的同时,李自成还展开了血腥手段,清除异己,以更独揽大权,在军中建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在当时,李自成部实际是由李自成、罗汝才、革、左五营三支力量组成。虽然以李自成实力最大,但另两支也不容小视。于是在崇祯十六年（1163年）三月,李自成诱杀了罗汝才和革、左五营领头的贺一龙,革、左五营的另一位头领马回回逃到湖南。而李自成收编了罗汝才的部份和革左五营的其他三营。随后李自成又纵兵消灭了活动于河南一带的小袁营,首领袁时中被杀。

至此,李自成己拥有河南、湖北之地,拥兵五十余万,而且大权独揽,以经拥有了争取天下的实力。

这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