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想去打个电话问问山顶的观察所，阿赫罗梅耶夫已抢先一步拿起了桌上的电话开始拨打起来。他在通完一个电话后，放下话筒向我汇报说：“师长同志。观察所报告，敌人正在对我们渡河的船队进行炮击。”

如果是半个月前，甚至更早一些时候，听到这样的报告，我也许就会直接忽略掉。因为我们缺乏远程火炮，无法对轰击我军船队的德军炮兵阵地进行火力压制。可此时的情况和以往不一样，这可能是第62集团军在大反攻开始前，仅有的一次获得外界补给的机会，我绝对不能让德军的远程炮火消灭了这支船队。于是我果断地命令阿赫罗梅耶夫：“参谋长，立即给莫罗佐夫少校打电话。命令他将那几门重炮从隐蔽点推出来，用炮火对德军的炮兵进行压制。”

阿赫罗梅耶夫听到我这个命令，没有像以往那样去立即去执行，而是为难地说道：“师长同志，我们的重炮太少。如果和德军的炮兵进行炮击的话，不光无法取得理想的战果，相反还会因为暴露了目标，导致全军覆没。”

“参谋长，为了掩护运送物资的船队，我们必须想办法把德军炮兵的注意力吸引过来。”虽然我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但我的心却在流血，没准这么一来。我仅有的炮兵就全完蛋了。“为了确保集团军能得到急需的物资，必要的牺牲是值得的。”

莫罗佐夫少校的炮兵营一开炮，果然把德军炮兵的注意力吸引了过来。他们除了留下几门炮继续轰击伏尔加河中的渡船后，大部分的火炮调转了炮口，对着马马耶夫岗方向猛轰。

当天亮时，莫罗佐夫少校来到师指挥部，向我们报告夜间炮击的情况。当他说起有两门加农炮被摧毁，两个炮班的指战员全部牺牲。

基里洛夫听完他的汇报。扭头望着我问道：“师长同志，我们去看看吗？”

由于基里洛夫的话问得没头没脑。我一时没搞明白是怎么回事，便一脸茫然地反问道：“政委同志。我们去看什么？”

“到炮兵的阵地上，我们应该去看看那些牺牲了的炮兵指战员们。”基里洛夫回答说。

“那里的人都阵亡了，政委同志。”莫罗佐夫小声地对我们说道：“除了撤回来的几个炮班外，剩下的所有人，全部都阵亡了。难道您不相信我所说的话吗？”

“既然是这样，那我就更应当亲自去看看，”基里洛夫重复地说道：“亲自去看看。”说道这里，他再次问我：“奥夏宁娜同志，您和我一起去看看吗？”

我和基里洛夫一起走出了指挥部，前往晚上的那个临时炮兵阵地。据莫罗佐夫报告说，他们在成功地吸引了敌人的炮火以后，除了留下两门加农炮继续射击外，其余的重炮都及时地转移隐蔽了起来。

我们来到昨晚的炮阵地时，不禁被惊呆了。只见眼前是一个有纵横交错的弹坑组成的骇人大坑，两门被炸得歪歪斜斜的大炮，空气中弥漫着夹杂着血腥的硝烟味。

我和基里洛夫走进大坑，努力地搜寻着，希望能找到那两个炮班的幸存者，我们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来的。但是我们所见到的，却让我们触目惊心，坑里到处是斑斑血迹，死者被炸得血肉模糊，根据他们身上的军装和面孔根本无法辨认出他们的身份。被炸得粉碎的空炮弹箱子的碎片、军大衣的碎布和凌乱地插在泥土中的弹壳混杂在一起。基里洛夫在这些碎片和弹壳队里拨拉着、寻找着，似乎想从这里找出几个幸存者来。

我站在原地没动，久久地凝视着这里的一切，我心里明白，这些牺牲的炮兵指战员们，他们面对敌人的凶猛炮火，没有惊慌失措，而是顽强地战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师长同志，您的电话。”弹坑的上方传来了巴斯曼诺夫少校的喊声，我抬头向上望去，只见他正在蹲在坑边，见我注意到了他，又连忙补充一句，“是集团军司令部打来的。”

听巴斯曼诺夫这么说，我知道该离开了，便招呼正忙碌着的基里洛夫：“政委同志，我们该走了，是集团军司令部打来的电话。”

我心情沉重地回到了指挥部。从阿赫罗梅耶夫的手里接过了话筒，礼貌地对着话筒说道：“您好，司令员同志，我是奥夏宁娜，请问您有什么指示？”

听筒里传来崔可夫的声音：“奥夏宁娜同志。我听说为了掩护运输船队顺利通过伏尔加河，你果断地命令炮兵对敌人开火，牵制住了敌人炮兵的大多数炮火。怎么样，你们师的炮兵伤亡大不大？”

“有两门加农炮被敌军的炮火摧毁，两个炮班的战士全部壮烈牺牲。”

崔可夫听完我的汇报后，沉默良久。才接着说：“奥夏宁娜同志，这些战士的牺牲是有价值的。昨晚伏尔加河区舰队派出了第11、第12、第13、第61、第63装甲舰开路，为运输兵员和物资的轮船开辟一条可以通行的航线。由于你们及时提供的掩护，除了一艘轮船被炮火击中沉没外，另外的‘普加乔夫’、‘斯巴达克’、‘潘菲洛夫’号轮船。都已顺便地到达了码头。船上除了集团军急需的大量物资外，还有两个营的部队。”

“那轮船开回去了吗？”我听崔可夫说完，本能地问了一句。

“暂时没有，由于伏尔加河冰层的阻隔，这些船没法在白天返回东岸，否则它们会成为德军航空兵和炮兵的攻击目标。所以船只暂时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