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末，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赋税徭役不断增加﹐社会矛盾日趋激化。

他以白莲教教义组织群众﹐聚众至数千人。被山东﹑南北直隶﹑河南﹑山西等省信徒推为教主﹐约定各地于1622八月起义。

徐鸿儒起义后，自称中兴福烈帝，改年号为大成兴胜元年，分封了大量的官职，初立建制，并制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

这场起义的结局还是失败了，它历时190余天，范围遍及半个山东省。这场起义中无辜死亡的民众数以万计……但是在那面世界的资料中，称它是点燃了明末农民斗争的烈火，敲响了明王朝的丧钟------就好像大清更好一样……

过了不到七年，席卷全国的李自成起义就爆发了。

这场起义除了起到了这个作用之外，这另一个作用就是留下了无数的隐患，可以说一个教众就是一个火种了，一但出现了权力真空的现象，就一定会有人跳出来的。

汉唐集团研究过白莲教的教义后，对此嗤之以鼻，不就是这点东西吗？比它邪恶的教义大家都见过------众人对所谓的邪教组织表示毫无压力，大家都力挺去那里招工的计划。

第二个因素也很重要。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占领北京后，向山东当地派出了不少官员和军队。当李自成在山海关战败，退出北京，退守西安。此时，山东各地民众开始争杀这些伪官，同时山东仍然存在的李自成余部也在坚持造反这份工作。具体原因一会讲。

同时在经济上，山东地区连连受到了三次大规模的破坏。

首先是在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和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两次清军入关，攻入山东，这些强盗加绑匪给山东百姓造成极为深重的苦难和无可计量财产损失。

尤其是第二次清军入关，一路清军攻入青州和莱州地区，到处烧杀抢掠。清军入关南下时不携带粮草，仅靠从各地抢掠维持给养，每到一处就劫掠一空，掳掠大量人口和物资，然后放火焚烧城市和民居。

乡村镇店，无一处，无一家不被焚劫掳掠，满目流离，惨不忍闻。遭到清兵劫掠的地区，社会经济破坏得更为惨重。

无数被贫困逼得走投无路的农民参加了山贼这个组织，他们也许只能从事的事业。

第二次是毛文龙旧部孔有德等率领部下发动叛乱，攻陷登州府，在登州和莱州地区与明军对抗，直到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孔有德从海上逃离登州，登州事变结束。

这场军事叛乱持续近两年，波及登州和莱州两府十余县，攻城掠地，焚杀劫掠，造成登、莱地区生灵涂炭。

可以说万幸的是，这次范围还算是小了点，其后的影响力都远没有第三次大。

第三次是在崇祯十七年，也就是1644年三月，自从李自成攻入北京后，便派郭升率军进入山东，向绅衿大户们追赃助饷。

他们带着愿意和他们一起造反的人，去聚众打砸各种大户，刮分大户的土地……大顺军抢走大户们的金银财宝，绸缎棉布，大型牲畜，各种粮食，漂亮女人……跟着造反的农民们，也不分信教不信教了，他们就跟着抢各种家具，或者说是把门窗之类的也拿走……甚至院子中的树也砍伐回家，更厉害的，把大户的女佣人或下人的妻女抢走……这种事情很快就在山东弥漫开来，许多地方还真没有用人家大顺军亲自指挥……直接就开抢了。

大顺军的政策很明显是引动贫苦农民等抢掠地方大户，把山东的水搅得再浑一些，天下大乱才好呢。

但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暴行也引起地方强烈的反抗，没有人愿意傻瓜似的等死……抢完了大户，自然就是中户了，一些乡绅们便紧密团结起来，组织自己的人马，双方一时间打个不亦乐乎。

等到李自成败退于北京，他原本留下的那些官员的下场可想而知了。

但是，也正因为此时山东是一潭浑水了，大顺的余部当然如鱼得水了……坏人一定要把别人也逼成坏人，这样他们才可以容身。

这是山东自古响马多的原因，还是表现？

汉唐集团的安保部门才不去做那些让人蛋疼的社科调研，他们一直在为这次行动做着军事上的准备。

当郭怀一的四条大夹板船在基隆暂停后，安保部门派出了44名明人安保队员上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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