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场合,梦给予我们这样一种印象,即它在进行着最精密而复杂的理智活动,例如从事思考,开玩笑,作出决定和解决问题;然而这一切都是我们正常的精神活动的产物,可能在做梦前的那一天就已经完成了,它们与梦的工作毫无关系,没有表现出梦的任何特性。再一次强调梦的思想本身即无意识的本能冲动与白天的残余物二者之间的重大区别,并不是多余的。
后者表明了我们精神生活的复杂性,而前者——它成为形成梦的固有动力——则永远只是在愿望的满足中寻找出路。
b十五年前,我就能够告诉大家这一切了,而事实上,我当时的确和你们谈了这一切,现在,我来如实地介绍一下这十五年里在梦的理论方面发生的变化和取得的新发现。我已说过,恐怕你们会感到我的讲演没有多少价值,而且诸位会无法理解:我为什么要让你们听两次同样内容的讲演,而且为什么要自己讲两次。这是因为从上次演讲到今天已过去了十五年,我希望通过这次讲演,可以最容易地与诸位重建联系。再者,我讲的这些东西都是很基本的知识,以于理解精神分析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故再一次听听它们,可能也是令人愉快的;而且,由于它们保持了十五年而变化比较小,可见它们是很值得为人们所了解的。
当然,在这一期间的有关文献中,大家会找到大量的实证材料和详细的描述,我对此只想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此外,我也可能附带地告诉诸位一些事实上早已为人所知的情况。
我们所谈论的主要是梦中的象征方法和其他的表示方法。
现在就请大家注意听下述情况。
仅仅在不久前,美国一所大学的全体医学教员,以精神分析没有被任何实验所证明为由,拒绝承认它的科学地位。他们其实也可以对天文学提出同样的反驳;对天体的实验甚至更加困难。
在那里,人们只能求助于观察。不过,有些维也纳的研究者已开了对梦的象征方法的实验证明之先河。
早在1912年,一个叫施莱特(er)的医生就已发现:如果指示一个已被完全偕眠的人梦见性的活动,那么,梦中所出现的性的材料都被我们所熟悉的象征物代替了。例如,让一个妇女梦见与一个女友性j。在她的梦中,这个女友拿着一旅行包出现了,包上贴着“女士专用”的标签。
1924年,贝特海姆和哈特曼(betlan)做了一个给人印象极其深刻的试验。他们对患有所谓的科萨克夫紊乱性精神病的病人进行实验。他们给这些病人讲粗野的性行为的故事,然后要求病人重述该故事,以观察在重述中该故事所发生的变形。结果,再一次出现了我们所熟悉的性器官和性行为的象征物,其中有楼梯的象征物。正如这两位试验者公正评论的,病人决不可能通过有意识的变形愿望来形成这些象征物1。
赫伯特。西尔伯莱(silberer)于1909年和1912年在一系列引人入胜的实验中表明,在梦的工作将抽象的思想转变为视觉意象时,我们可以控制梦的工作。他说,当他处于疲惫和昏昏欲睡的状态时,如果试图强迫自己做理智工作,那么思想往往就会化为乌有,并被一种显然是思想的代替物的幻象所取代。
这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西尔伯莱说:“我考虑必须修改一篇文章中的一段不相称的文字。”取代这种考虑的幻象则是:“我看见自己正在刨一根木头。”在这些实验中,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幻象的内容并不是被思考的思想,而是他努力从事该思考的主观状况——这种状态代替了思考的对象。西
1《释梦》(190a)第六章(e)对这些试验作了更详细的描述。——英译注。
尔伯莱把这种情况描写为一种“功能性现象”(funalpheanenon)。
有一个例子将立即向你们表明这种现象是什么意思。
作者正在努力比较两个哲学家关于某个特殊问题的意见。
然而,在他处于睡眠的条件下时,他总是忘掉这些观点中的一种。最后他产生了一种幻象:他正在向一个伏在写字台上的冷漠的秘书探听消息,那个秘书先是不理睬他,然后又厌恶地白了他一眼表示拒绝。做这些实验的条件本身,可能解释了实验所引起的幻象为什么如此经常地代表一种自我监视(ion)的活动1。
我们还没有论述完象征问题。有一些象征,我们自信认识它们,但它们仍然困扰着我们,因为我们不能解释这一特殊的象征怎么会变得具有那种特殊的意义。在这些场合,来自其他地方——来自语言学、民俗、神话或典礼——的证实必然大受欢迎。这类情况的一个例子是大衣或斗篷(德文“el”)的象征意义。我们讲过,在女人的梦中它代表一个男人2。西奥多。里克(theodorreik) (1920年)为我们提供了如下材料:“在贝督因人(bedoui)的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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