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姓林的家伙好像故意同何彬作对，不管何彬等得如何心急火燎就是不见他回来。没有办法，何彬只得暂时放弃了与林宝强当面交锋的打算。
回来后，何彬立即将本次出差的情况向上级领导做了详细的汇报，接下来几位领导又开会研究了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得出的结论是在境内外加强对林宝强的监视，但暂时不会对他以及这个调查公司的人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九七”香港回归近在眼前，上边的政策是要尽可能善待港人，争取民心，保持局势的稳定。所以，近一段时期一些香港人在内地违法犯罪，有关部门都是能不抓的就不抓，抓了的也是很快就放，尽可能不予治罪，实在需要治罪的便重罪轻治，判了好几年徒刑的也可以通过什么“驱逐出境”之类的方式当即放人。这样做的结果，香港人的人心或许是争取了一些，但内地的百姓意见很大，觉得这种同法不同罪、同罪不同罚的做法实在不合情理。照这样下去，谁能保证将来某个公园门口不会竖起来一块“本地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但老百姓有意见发牢s那是老百姓的事，上边的政策还是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的。
几位领导定下了行动方案，向何彬交代了下一步的任务，便让何彬回家休息了。何彬回到家里同自己五岁的宝贝儿子亲热了一番，喝了碗太太为他坚的j丝银耳汤，再冲过凉后便已近午夜了。第二天早上起床后，何彬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姚纲打电话，他对这位老同学的情绪始终有些放心不下。
何彬先往姚纲的办公室打电话，此时差不多已到了上班的时间，而姚纲几乎每天都是提前半小时就到办公室里了。办公室的电话没有人接，显然姚纲和他的秘书都还没有进门。何彬又往姚纲的住处打电话，电话玲响了足有两分钟，睡得再沉的人也会被吵醒了，但最终还是没有人接。
何彬找出笔记本查到了姚纲的手提电话号码。他平时极少拨打这个号码，因为姚纲几乎从来就不开机。姚纲说他不是在办公室就是在家里，身边都有电话，开着手提电话白费电；而如果他不在这两个地方，那很可能是他不便于接电话的时候，所以也没有必要开着手提电话。何彬到处找不到姚纲只好试打一下他的手提电话，心里并没抱太大的希望。出乎何彬意料的是，姚纲的手提电话一拨就通了。
电话是拨通了，但响了好长时间却没有人接听。何彬心里又急又气，耐着性子等下去，就是不肯把电话挂断。终于电话那头有人答话了，但却不是电话的主人，而是一个气哼哼的陌生的声音：“喂，找谁？”
“你是谁？”何彬觉得有些不对劲儿，姚纲的手提电话怎么跑到陌生人手里去了？
“我问你找谁？”对方粗鲁得像刚从深山老林里跑出来的受保护的野生动物。
“谁的电话我找谁！你是谁？我问你是谁！”何彬的语气十分严厉。
“派出所。”
“哪个派出所？”
“黄风岭。”
“黄风岭派出所？姚总的电话怎么在你们手里？”
“这是公务，你少管闲事好不好？大清早的，不要自找不自在。”
“什么他妈公务！你把黄海给我叫来听电话！”何彬气到极点时什么人也敢骂。
黄海是黄风岭派出所的正所长，警官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虽才三十岁出头，但办事干练，作风严谨，为人正直，在干警中威望很高。接电话的年轻人从姚纲的语气中感觉到这不是个普通人，又听他直接点出了所长的名字，猜想这个人不是公安局的领导便是所长的老爹，至少也是所长老婆的老爹口气立刻软了下来。
“黄所长不在这里，您是不是可以……”
“姚总的电话怎么在你手里？他人在哪里？”何彬打断了他的话。
“他被秦副所长拘留了，好像是犯了什么罪吧。”
“放p！他要是能犯罪，中国至少也要有十二亿罪犯。你把秦孝川叫来，我是何彬。算了，你让他等着我，我马上过去。”
何彬刚刚减弱一点的火气又被激了起来。他扔掉电话，跑下楼去发动自己那辆蓝黑色的“奥迪”轿车，但刚拉开车门却又猛地关上了，转身钻进了另一辆汽车。
那是一辆性能优越的“三菱”越野车，是何彬执行特别任务时专用的，车上装有警笛和警灯，还配有其他一些神秘的设备。何彬平时只用那辆“奥迪”，驾这车与他“商人”的身份比较适合，不易引人注意。何彬把“三棱”驶到街上，打开警灯拉响警笛，风驰电掣般向黄风岭派出所开去，一路上能顺行则顺行，不能顺行便逆行，至于路口上亮的是红灯、绿灯还是黄灯，何彬全当没有看见。
再说姚纲夜里被秦孝川锁进拘留室里，恨得牙齿咬得吱吱响，心想秦孝川这小子可真够狠毒的，居然不问青红皂白便把老子抓来关进这么一个狗窝里，连口水也没有，连个坐的地方也没有！待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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