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又因为政府与法律就是践行二元论、三观论的实体机构，因此不得不谈。

就政治与政府而言，政治是责任行为，反应在权力斗争之上，归二元论，因为政治是单行线，直来直往，你死我活的。而政府是义务行为，体现在服务人事之上，归于三观论，因为政府是第三者，你必须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看待问题，客观的看待人民的合理诉求。

在这一章中，我们只说政府义务，不谈政治责任。

就政治与法律而言，政治是定义单量，反应在制定限制性措施之上，而法律是践行责任，体现在履行职责之上。

以中国人理性思维说“政府是维护国家安全、消除社会隐患、促进科学技术进步、提高国民生产能力的特殊机构。政府，即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公共行政权力的象征、承载体和实际行为体。政府发布的行政命令、行政决策、行政法规、行政司法、行政裁决、行政惩处、行政监察等等，都应符合宪法和有关法律的原则和精神，都对其规定的所有适用对象产生效力，并以国家武装力量为后盾的强制执行。”

这是中国人对政府的普遍认识，其实不然，政府是什么？政府是再次分配财富的机构。起介于“合于二”，但归于“分于三”的范围。中国人没有这个概念，中国人自古以来都是把政府归于“合于二”的范围，所以中国古代的官僚没有再分配财富的观念，在中国的官僚看来，从人民手里收来的财富就是合理的，就是供官府维护国家安全、消除社会隐患用的，无需再分配，只作为政府的干支取用而已，因此你会看到古代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封建官僚现实。

而真正意义上的政府应该还原政府成立的初衷，人类之所以产生政府，就是为了实现创造财富，积累财富，分配财富的意图，以维护国家安全，保障人民供给，促进民生和谐为目的，完成“分于三”的全部进程。

通俗地说政府的最大职责就是收取有钱人的剩余财富，再次扩大分配财富的享有范围，以实现人人公平共享社会资源为目的的政治意图，这里有关键因素，资源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人人都有享有的权力，从“人原”理论出发，政府是保障人人平等共享的基石，因此归于“分于三”的范围。

法律，就法律而言无疑完全是三观论的知识界面，因为你如果身为法官，你必须站在第三人的立场上看问题，这一点在西方人的法律上可以看到，但古代中国的法律完全是“合于二”的认知结构，古代中国的官僚与法官是合二为一的二元论知识结构，古代中国的官僚既是官员又是法官。所以你可以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知识结构产生的政治思路，构成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

法律很复杂，但是法国作家阿纳托尔·法郎士于1894年说：“在其崇高的平等之下，法律同时禁止富人和穷人睡在桥下、在街上乞讨和偷一块面包。”可见法律的基础是平等。

其实法律就是荫护全体人民的手段措施，法律如大树之荫，庇护树下众人，但是对众人中少数违法违规者采取强制制约机制，而不针对所有人。法律是崇高的，保障全体人的合理性诉求，只针对性个别违法规则的人施用限制措施，因此完全归于“分于三”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