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呆得越久，对当初孟杰离开时的那段记忆越是有增无减。

孟杰是我在国内日语培训班的同学，那时他坐在我后面，总是在课间时与同桌滔滔不绝地侃谈，大多讲述的是高中时的学习生活。我虽然闲他吵，倒是每每都被他的话题吸引，从他经常谈论学生时代的往事可见，这个戴着眼镜的斯文男孩有着很深的怀旧情节。那阵子我白天在家闲呆，晚上去日语班上课，一晃儿两个半月的课程如期结束，班上的大部分学员都陆续开始做赴日的准备，我的出国材料也在紧张地办理着。很快的，我于四月来到东京，随后孟杰也于六月顺利抵达。

在东京会面时，两人欣喜若狂。孟杰还是那副斯文眼镜，依旧滔滔不绝地调侃，他一边用吸管尽情地吸着杯里的冰咖啡，一边眉飞色舞地讲述自己来日后的情况，诸如现在居住的房子有多大；工作还没找到有多着急；语言学校离家有多远等等。他目光如炬、神采飞扬，活像一辆充满了油的机车，随时准备卯足力气大干一场。

走出餐馆，霓虹四起，街上的行人骤然多了起来，我们饱餐了一顿日本寿司，却仍觉得不够尽兴，便像日本人一样走进一家娱乐厅，兴致勃勃地玩起了很流行的“手抓宝”。很幸运，居然没花多少硬币就每人抓到一个“布鲁斯·李”的钥匙坠。“今天的纪念品真不错啊。”临别时，孟杰一脸欣喜地说。他的腰挺得很直，步伐迈得很大，我回望着他的背影，便也随着人群自顾自地朝相反方向走去，走着走着不禁莫名地因孤单和无助而伤感起来。

之后的日子平淡无奇，由于每天半工半读，平日里很少与孟杰联络，日复一日，我很快地适应了我的第一份工作——送报。

这份工作自然是杨赞介绍的。杨赞比我年长六岁，大学毕业已经快两年了。记得在我抵达成田机场，推着行李车走进候机大厅，第一眼看到杨赞的情景，那时感觉他是如此的亲切。显然，眼前这个熟知的人和日本陌生的环境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那种油然而生的亲切感乃是人之常情，甚至让我激动得有种想大哭一场的冲动。杨赞在日本混得不错，他日语很棒，在朝日报的武藏村山店已经干了七年，可以说是个老员工了。如今他以就职身份生活在日本，和妻子高虹住在一所离报店不远的宽敞公寓里。

我念小学时，和杨赞家是邻居。那时我们还住在南市场的筒子楼里，狭长走廊上的昏黄灯光总是我回忆那栋楼时最先想到的场景。儿时的我喜欢安静地坐在家里画画，很少像其他伙伴那样在廊道里跑来跑去，我不清楚周围的小孩儿都是哪一家的，只记得对门住着一个戴眼镜的大哥。大人们都叫他“老肥”，于是我见到他时，便十分有礼貌地叫他老肥哥。结果就是因为这个称呼，我被父亲严厉地训斥了一顿，他告诫我“老肥”是大人们的叫法，小孩子应该叫人家大赞哥才对。后来我小学还没念完，这栋筒子楼就被拆了，对那段记忆也随着筒子楼的拆迁而告终。如今那个戴眼镜的大哥就在眼前，还是那张面孔，却多了些世故和沧桑，使人不禁感叹起岁月的流逝。

由于介绍人是杨赞，初来乍到的我自然顺利被报店雇用了，而且待遇不错，可以廉价租用报店二楼的小房间。

我在杨赞那里暂住了两晚，第三天一早搬到报店。这是一间近二十平米的长方形房间，附带浴室，床铺是店里提供的，两个简易的木质书架是从杨赞家里搬来的。此外，我跑了几趟附近的商场，买了地毯、拖鞋、衣架、被褥、折叠书桌、炉灶、液化气罐、锅勺碗筷等生活必备用品。杨赞又送了旧cd机给我，闲暇时，我常用它听广播，虽然完全不懂什么意思，但对语感的训练却起到很大帮助。随着天气越来越热，我又先后添置了洗衣机和冷藏箱。

每天我打工之外的事情就是去语言学校上学。

学校里有一个和我同班的韩国男生，他说现在也在送报纸，已经有一个多星期了。他用流利的日语对我说起送报的艰辛，还说不吃苦耐劳的人是很难坚持下去的。的确如他所言，我每天凌晨三点起床，然后下楼拆卸卡车运来的报纸，再将商家们的广告单夹在每张报纸里，最后骑自行车将夹满广告的报纸送至客户家的报箱中，这一套工作两、三个小时下来非常辛苦。然而，刚刚送了三天报纸的我却乐此不疲，对于我来说，这一切都是新鲜的，充满乐趣的。

我所骑的自行车是送报专用的，黑色的车身附有宽大的前筐和结实的货架，以备捆绑报纸之用。写有“朝日新闻”[日语“新闻”一词指报纸]的白底黑字的牌子被固定在自行车的斜梁上，显得十分显眼。然而送报这份差事送的可不只是报纸，广告单占了很大比重，平日里商家的促销活动少，广告单的厚度也就相对薄些。到了周末或节假日，广告单的数量剧增，有时报纸和广告加在一起的厚度足有半厘米，可见报社老板所得利润都在广告单的投入上，我骑自行车送带有广告单的六十份报纸，的确不轻松。

送报最初需要做的就是熟悉所配送的区域，要认清各家各户的地址，整理出一条合理省时的配送路线，这样才能节省时间，从而提高工作效率。

在还没有正式上工前的一天下午，我骑上笨重的自行车开始认路，大约骑行十五分钟后我进入一区范围，眼前的一栋二层别墅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