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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日本人好色，连西人都为之愕然。十九世纪，有一个德国医生叫siebold的来到日本，在江户近郊见到全裸的嫖客在妓院无顾忌进进出出，不禁瞠目结舌。他在他的《江户参府纪行》中这样记载：“妓院像餐馆一样同是日常生活必需品，白天公然进出于妓院，如同进出咖啡厅。

”看日本的文学作品，更是白纸黑字证据确凿了，比如众所周知的《源氏物语》。其实在《源氏物语》之前，还有一部《伊势物语》，不过是和歌物语，不是叙事形式的传奇物语，但“色”的味道丝毫不差。《伊势物语》写的是贵族在原业平连同一些好色男女的fēng_liú帐，据说这个在原业平是有名的fēng_liú美男，一共跟三千七百三十三个女子有染。至于井原西鹤的《好色一代男》等作品，更是直接以“好色”为名了。这些作品，甚至有个直截了当的称呼：好色文学。

日本文学乃至日本文化，确实有着“好色”的传统。但这“好色”跟我们理解的含义并非完全一致。“色”这概念，在日本是有个发展过程的。在公元八世纪的奈良时代，“色”，只是指色彩、表情；到了九世纪到十二世纪的平安时代，“色”的概念有所发展了，被加上了华美、情趣等内涵，而“好色”，则是选择女性对象的行为，跟汉语中的意思并不一样，并不是指sè_qíng，而有着**和精神的一致性的内涵。所谓“好色文学”，就是以恋爱情趣为主要内容，探索人情与世相的风俗，把握深层的人性。

这么一说，就不惊世骇俗了。世界上哪个地区，哪个国家、民族的文学乃至文艺，无论是欧洲的、阿拉伯的、非洲的，不是如此呢？这似乎还是文艺的本质特征。即便是传统中国，也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只不过在日本人这里，被推到了极致了。

日本这民族的长处之一，就是什么东西在它手里，都被发展到了极致。比如从中国来的茶道、花道，在中国人这里，无非是喝茶活动、插花艺术，至多是修生养性，到了日本人手里，就变成了“道”；“好色”在日本，也是如此。

日本古代甚至有“好色家”。“好色”成了家，听起来就匪夷所思。“好色家”并不是谁都能当的，必须符合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和歌的名手。当个名人，已是不易，那些“追星族”一定能深切体会的。这还不够，还必须具有“礼拜美”。

什么是“礼拜美”？就是在一切价值中以“美”为先。这更不容易。现在许多明星，只能做到人前“美”的，在台上，在镜头前，憋住几十分钟或几个小时，化着妆，取个特定视角，端着个神采、礼仪，下去之后是怎样的呢？狗仔队偷拍到的他们日常状态，往往让人失望。套用一个耳熟能详的句式：一个人在人前“美”并不难，难的是在一切的时候都“美”。这一点，“好色家”是要做到的。

“好色”，在日本人的精神意识中是根深蒂固的，任何东西都不能改变它。即便是宗教，比如佛教。佛教在日本可谓势力强大的。公元六世纪，佛教传入日本，按一般的推断，“色”该寿终正寝了，然而却没有。佛教在日本衍生出了许多宗派，这些宗派却几乎都打破了佛教中禁欲的戒律，其中就有“戒色”。有趣的是，很“色”的浮世绘的“浮世”，恰是来自佛语，颇有“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意味。

在日本，僧侣是可以食人间烟火的。小说家村上春树的父亲就是佛门弟子，生下了这个著名的儿子却把**写到了极致。

据说在公元十一世纪时候，摄政的关白有个女儿，爱上了净土真宗的亲鸾小师傅，父亲甚是支持，可是对方是出家人，明摆着是不可能的事。关白就找来亲鸾的师父法然上人，问：“我今在家，上人出家，我们同是念佛，是否功德同等：同生西方，同了生死？”法然上人自然点头。关白便道：“既然出家在家念佛同等，那么就请上人命令高足亲鸾与小女结婚！”法然无话可说。自此以后，净土真宗的徒子徒孙都跟着沾光了。当然其他宗派仍然在死守着，但是口子一破，只是时间问题了。

“有时江海有时山，世外道人名利间。夜夜鸳鸯禅榻被，fēng_liú私语一身闲。”这首《梦闺夜话》，是“破戒不惭的狂僧”一休的生活写照。“一休哥”在他七十八岁高龄，遇到了一个盲女，有了感情，他索性让自己从此坠入爱河。他还写情诗袒露自己的爱情生活，宣称“淫酒淫色亦淫诗”。这比那个把女孩抱过河的中国和尚冒渎多了，日本人真能把事情推到极致。也许，到了极致，才到了境界。这样的境界，就如同“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有”，这才是根本。

说到底，这样的根本其实就是一种需求。而日本人的这种需求是有历史渊源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日本男人基本上都在战场上，很少能够回家的，很多人甚至于战死沙场，这样就造成了日本的人口急剧减少，日本天皇为此颁布法令：日本男人可以随时随地和任何一名日本妇女发生性关系为了方便，日本妇女经常背着被盖走在路上，准备随时随地接待日本男人，并且在此期间发明了和服，所以日本人的姓氏也就变得毕竟奇怪和随意——渡边、松下如此种种。也就是说，孩子们找不到自己的父亲，可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