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一十六章 倭寇真相  乱明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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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海平一边喘息,一边问道:“此前在辽阳的那晚,我自认落在你们手中,绝无幸理,是因为你的求情,吴某方才活到今日。只是,吴某不明白,你为何要那么做?!”

高杰道:“我不喜欢杀人,更不希望鲜活的生命在面前轻易地消逝。前辈所作所为,皆事出有因。您父亲海龙王吴平在闽粤做海商,对大明朝廷而言,也许是海盗、是倭寇,但在晚辈心中,却并不苟同。晚辈认为闽粤沿海的百姓,撒网打鱼、出海跑商,理所应当。当年朝廷实行因为担心外族居心叵测而实行海禁,断了渔民们赖以生存的求生之道,吴平前辈带领百姓冒死违禁跑商,被戴上了海盗倭寇的帽子,予以剿灭,本就是一场惨案,是悲剧!”

高杰来自后世,学的是考古专业,对明末的所谓抗倭战争做过颇多研究,在看待所谓倭寇海盗之时,有着客观的评判。

要追溯这场奇特而惨烈的嘉靖倭患,要从明王朝开国时说起。出身农民,对蓝色海洋文明无知且反感的皇帝朱元璋于洪武四年(1371年)颁布了一道海禁令——“片板不许入海”,仅剩下一种扭曲的官方朝贡贸易,因其能带来“君临天下、万邦来朝”的感觉而存活下来,为中外交流留下了一道逼仄的门缝。

明嘉靖二年(1523年),宁波先后接待了两拨日本朝贡船,为争夺“正宗贡使”的身份,他们之间相互残杀,殃及平民,酿成了极为恶劣的“争贡事件”。这让朝中海禁派找到了一个口实,上疏“祸起市舶”,闽、浙市舶司遂遭废止。从此,朝贡贸易这道门缝也被封禁了。

然而,繁盛的海上贸易却无法停止。时值16世纪大航海时代,以海路为连接的世界贸易圈蓬勃发展,中国所在的东方贸易圈正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蕴含着巨大的财富和商机。很快,如生命力极强的藤蔓般,浙江沿海走私贸易迅速发展,并在双屿港扎下根来——此岛悬居浙江外海,扼多条航线之要冲,明初时被列为“国家驱遣弃地”,岛民内迁,遂成为走私船泊聚交易的风水宝地。不久,以双屿港为基地,以许氏兄弟、李光头为首的几股势力较大的海商集团羽翼渐丰,葡萄牙人则在岛上修路建房,开辟市镇。鼎盛时期,双屿港还聚集了日本、马来、琉球、暹罗等国海商,成为远东最繁华的国际贸易中心。欧洲的自鸣钟、火器,南洋群岛的胡椒、香料,江南的丝绸、棉布、瓷器和数不清的白银于此汇聚交易。

在双屿港崛起的20多年时间里,虽然走私严重,但浙海堪称宁静,海商志在利润,并不打家劫舍;为了保护贸易安全,往往还剿灭小股海盗。泉州名宦林希元便曾公允地说:“佛郎机(指葡萄牙人)未尝为盗,且有利于吾民也。”

然而,这份安宁并未维持多久,双屿港私商的贸易繁盛,令朝廷日益无法容忍。终于,一桩血案成为了双屿港之战的导火线——余姚大族谢氏赖了走私海商的账不还,并威胁要报官,海商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便洗劫了谢氏庄园并掠杀了谢氏宗族。

谢氏血案触痛了大明王朝敏感的神经,嘉靖皇帝派遣干将朱纨前来镇压“倭寇”。这位出身进士的官员个性耿直,军事经验丰富,乃铁血的海禁派。临危受命,他誓以全部的智谋与力量来报答皇帝的知遇之恩。他到任后雷厉风行,“革渡船,严保甲,搜捕奸民”,并培养了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随后他颠覆双屿港,并挥师入闽,继续追杀逃跑的海商,攻陷福建浯屿后又赢得走马溪大捷,擒杀中葡海商百余人。

朱纨在战后上岛勘查时也发现,40余里长的宽平古道寸草不生,足见人货往来之多,且由于双屿战事事发突然,外海不知,以至于战后的一月间,陆续来港商船竟达一千二百九十余艘之多,其贸易规模之大可想而知。

几次大捷之后,朱纨在奏折中踌躇满志地写道:“全闽海防,千里清肃。”

然而,他没有想到,这短暂的胜利,正是巨大动乱之前最后的平静,当海禁的口袋愈收愈严,手段也越来越残暴之后,被颠覆的海商巢穴却变成了巨大的马蜂窝,捅掉之后,不知从哪里迅速涌出了成千上万的“倭寇”,“连舰数百,蔽海而至”,使“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掀起了嘉靖大倭寇的滔天巨浪。

其实,嘉靖大倭寇的真相,就是一群反海禁的中国海商与海盗。翻遍嘉靖年间的抗倭史料,倭寇首领中的日本人极为罕见,即使有,也是无足轻重的低等小头目。明代兵部侍郎郑晓称:“大抵贼中皆我华人,倭奴直十之一二。”而根据一位被倭寇掳去五十多天的昆山人的回忆:“大抵艘凡二百人,所谓倭而锥髻者,特十数人焉而已。”——连十分之一都不到,且根据历史记录,梳着倭人发型的,也很可能是中国人冒充的日本浪人。

而最有意思的,莫过于这帮被朝廷定性为侵略者的“倭寇”,却在东南沿海地区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民间支持和水土融合——地方百姓“任其堆货,且为打点护送”,“或送鲜货,或馈酒米,或献子女,络绎不绝”;倭寇深入陆地时“若熟路然”,甚至“与农民杂耕于舟山山阜处”,“或披蓑顶笠,沮溺于田亩,或云中履,荡游于都市”;连本地官兵也与倭寇里应外合,通报军情,“关津不查不问,明送资贼”。种种异状,让负责“剿倭”的官员惊呼“自节帅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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