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近都是山区，属渺无人烟之地，我们禁不住疑惑，在这里继续流浪下去，会不会永远走不出去，最后饿死呢？

因为附近实在找不到任何水源，我按捺不住的向彭彧提出了建议：“要不我们拐回去吧，看看园林村有没有容得下我们的地方。”

彭彧张著一张干涸的嘴巴道：“不是说园林村离菜园村近么？我回去见乙光可是很容易的。”

“现在已经不是惦记这种事的时候了，活命要紧。”

彭彧马上烦躁地走了回头路：“好吧，你说啥就啥，反正一直都是我听你的。”

面对着闹小脾气的彭彧，我也有点不耐烦，只好气鼓鼓地跟在他屁股后。安稳生活了这么久，突然又来了庞大的体力劳动，说不累也是骗人的。

真想有一辆车接载我们啊！

忽然，一阵“轰、轰、轰”的声音从后方传来，彭彧马上心领神会的激动跳起：“车！是有车来吗？”

他果然料事如神，过了一会儿，一辆装甲军车就立刻映入眼中，跟随其后的，还有第二辆，第三辆，一共有七辆军车！

此刻的彭彧竟兴奋得连跳数下，抓我的臂膀就嗷嗷地叫：“有救了！我们有救了！”

我至今还没回过神来，看着足足七辆军车驶来，身心都有点茫然。待我还处于恍惚之中，眼前一面飘逸的影子把我全身的冷汗都吓得渗透而出，无论是身体还是声音，都颤抖不已。

“彭、彭彧，那不是我军的军车。”

“嗯？”大概彭彧是真的没听清，他懵然地转头看着我，把我弄得越发焦急。

“我说...彭彧，那是小日本的旗子...那是，小日本的车！”

彭彧瞪大眼睛，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话，自己也马上朝车那儿细看，不一会儿，他就倏地大喊：“快跑！”

我俩不约而同拔腿就跑，一时间弄得极为狼狈，但此时此刻已顾不上这些，我们都光顾著逃跑，顾著撇掉鬼子了！

然而腿又怎么跑得比车快呢？不用多久，我们和军车已经拉近距离了。军车上甚至喊起了喇叭，说著些叽哩咕噜的语言，我们完全听不懂，只好拼命地接着逃跑。

过了一阵子，喇叭的声音再次响起，刚才从车上传出的那些鬼话突然变成了中文，那是一个中老年男人的声音：“前面两位停下脚步，不然他们就开枪！”

我和彭彧一下子就被吓著了，双双刹车不及，绊倒在地。人家有枪在手，已经容不得人思考，我二话不说跪在地上，双手举高投降，彭彧一看，也跟着我作投降姿势。

军车最后在我们面前停下，两个鬼子走出车厢，手势粗暴地把我俩押上了车。

就如我之前所坐的装甲车，空间密封，只有两边各一个小窗户可看到外面的天色。出乎我意料的是，原来车上并不只有我和彭彧两个中国人，除却我们以外，还有十来个看来似是农民的男人，他们穿着破烂，在我们被推入车后，就一直目光呆滞地盯着我们，把我盯得直冒冷汗。

“这辆车到底是去哪儿的？”我用气声问彭彧，然而他只是低沉地对我摇摇头，便没有再理会我。

其实不用别人说，我也能猜到个大概，毕竟我们登上的可是鬼子的车，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射杀数十人的鬼子的车。军车前往的是什么地方，等待着我们的又是什么，我根本不敢细想。

我只知道，我这条小命，随时也可能失去。

车停下来的时候已近傍晚，几句日语在车外响起，谈话间似是有说有笑，忽然，鬼子打开车门，一边招手一边把我们拖了出来。

当手无寸铁的我踏出了车厢，注视附近的环境时，方才意识到我们到了集中营。

那是一段我不曾提起过的时光，多么残酷，又让人惧怕。即便是我最亲的老哥，我也不敢在他面前细说这段经历。我在那里度过的六年，是人生最痛苦的六年，死亡几乎是最正常不过的事，不敢相信我居然会对尸体感到麻木，对尸臭感到习惯，甚至身上都是腐烂的味道，我也全然不觉。

这一切一切，一切的恶梦都在那一天开始。

我们下车后，和其他人一起列著队，跟着士兵走到牢房。我们十几个人，有一半都挤进了一个狭小的监牢里，而那个监牢，本来就已经有三十多个人了。

牢房的四面墙都砌起了三层石板床，说是床，其实也不太像，因为那些地方只是用作“摆放”我们这些难民而已。何况是本来已经挤满了难民的地方，晚上的时候真可谓叠着人睡。

每一天，我们都被迫做劳役，包括清洁下水道、烧砖、运煤，付出了庞大的劳力，可一天里，我们却只有一顿饭吃，一个红薯，一碗菜汤，就是一顿午饭了。在那里工作可谓日渐消瘦，但无论如何，只要能活下去，就足够了。

第一次看到尸体是到集中营后一个星期。一个幽深的夜晚，五个喝醉的鬼子找来了我们牢房，他们随意在下铺挑了一个瘦弱的男人，男人不敢反抗，只得跟了他们出去。

那几个鬼子让男人躺平，在他的脖子和四肢绑了粗麻绳，模仿古人的五马分尸往外拼了命拉，在中间受苦的男人只得痛苦地连连呻.吟。没多久，男人的一只手就被活生生扯断了，他因痛苦而大声嘶吼的喊声，听得我直直发抖。

扯断了手臂的鬼子兴奋地说著话，至于其余几个鬼子，则明显失落和不甘。虽然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透过他们的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