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一次要被锁在号舍里九天，对于大多数考生来说，吃喝拉撒睡全在里面，比蹲大牢还要辛苦。

可在这些为求取功名的士子眼中，会试的辛苦是必须要熬过的，就算以前不适应，多考几次下来也就适应了。

而沈溪，还在前往适应的道路上。

相比于童生试和乡试的搜检严格，会试的入场搜查则宽松许多。这也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意思，他认为举人既是国家从各省选拔上来的人才，已经算是士族阶层，人格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不能再像对待平民那样侮辱他们。

从明初到明朝中叶，会试的搜检时行时罢，就算施行时，检查也很潦草，绝不会让考生脱下衣服，或者是检查夹层。

所以明初会试夹带作弊之事屡有发生，一直到嘉靖四十四年，朝廷才“始命添设御史两员，专司搜检，其犯者，先荷枷于礼部前一月，仍送法司定罪”，这才在会试考试中大肆搜查，甚至要宽衣脱帽。

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篇·科场》中感慨道：“四十年来，会试虽有严有宽，而解衣脱帽，一搜再搜，无复国初待主体矣！”

意思很明显，我们考童生试、乡试，就是为了能进入士族阶层，现在中了举人，都能当官了，现在却仍旧如同防贼一样对待我们，这真是让人寒心啊。

不过那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了，至少在弘治十二年的这次会试中，入场的搜查只是例行公事，沈溪仅仅需要拿着自己的考篮，把里面的东西随便翻给搜查的门吏看，就可以进入龙门。

到了里面。根据考生号舍的号码，列成一排，每一名考生都会有一名官兵负责守号舍。若考生在号舍内有什么事情，必须要通过这名守门的官兵。

到了自己的号舍。沈溪看了看里面狭窄的地方，竟然比之乡试的号舍还要狭窄几分，连拉屎撒尿的木桶都是旧的。

进去之后，将门锁上，沈溪顿时感觉自己进入无边的黑暗之中。

想到未来九天要被关禁闭，沈溪心里多少有些小失落，反正入场第一天没有试考，他就坐下来。闭上眼睛想心事，很快天就黑了下来。

沈溪带进考场的东西，基本跟乡试相同，米饭和咸菜，还有熏肉，不过加了厚厚一沓炊饼。

说是九天考试，实际上在号舍里要待上七天八晚，二月十六上午就可以出考场。一次要带够八天的吃食，稍微带少一点儿肯定是不够吃的，但带得多了。又带不进考场。

沈溪没打算在号舍里做饭，倒不是说他力不能及，而是怕生火做饭带来一些麻烦。索性带些现成的。

毕竟现在只是二月天，只要不是流食，要保存七八天还是可以的，其中有不少出自林黛的心意。

林黛已经在期待，沈溪从考场出去后，跟她做正正经经的小夫妻。

黄昏吃饭时，沈溪便在想林黛在家里做什么，估摸着是在缝制新婚所用的衣衫，只是一件简单的红褂子。从沈溪入太学时她就在缝制，却因为手艺不怎么好。到现在都还没做成成衣。

会试的第一场考试，仍旧是四书文和五经文。跟乡试的考察范围没任何区别。三篇四书文，四篇五经文，时间相对宽泛一些，要到第二天上午才会交卷

我的专属甜心。”乍一看又是儒家学说中崇尚的中庸之道，但其实主要考察的是官员不能结党营私。

这题目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出自《礼记·中庸》的题目，若直接以八股文的形势来答，那议论的范围会很狭窄，在代圣人立言的前提下，你只能用圣人的话来说，圣人可不会告诉你，官员不能结党营私。

这也是这道题歹毒的地方，“君子中立而不依”，我出的可不是《礼记》的原文。这是论的考题，你自由发挥就可以了。若真有那书呆子非要用八股文来答，那这道题基本也就属于走题。可以收拾铺盖卷回家。

沈溪明白了这一点，答题就容易多了。

至于“诏诰表”、“判语”，都是官场的应用文，是做官时用得上的东西。

其一是代拟公文，其二是写批语，第一条是应付上级的，第二条则是交待下级，考察内容非常全面。

沈溪用了两天时间来作第二场的题目，他没有跟一些考生一样，要等第三场题目下来，拟好草稿之后再往卷子上誊抄，因为沈溪觉得这样做很麻烦，还不如在草稿纸上写好后直接誊抄到卷子上，如此也能给第三场考试争取更加宽松的时间。

前两场考完，对大多数考生而言，这考试基本就跟结束了一样，因为按照以往的规矩，第三场的“策问”很简单，一问一答，将你的观点成文，那便可以了。

策问一共有五道，以前会试的“策问”，从来都是走过场，属于“附加题”，考官很难从“策问”中评断考生才学的优劣，毕竟题目简单，容易作答。

可沈溪之所以抓紧时间把前两场的考题列卷，就是知道这届会试最大的难题，其实是最后鬻题案的导火索，正就是在最后五道策问题中的第三道题上。

这道题，历来是历史争论的焦点。

但争论的本身已不在题目上，而在于科场之外，唐伯虎和徐经是否真的提前得到了考题？

这道策问，几乎将整个参加会试的考生都给难住了，只有二人答题流利，让程敏政以为这作出卷子的二位是唐伯虎与徐经，“甚异之，将以为魁”，于是被给事中华昹弹劾。

华昹在没有确凿证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