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的现实依据，因此，对语言的理解关涉到对生存和生命的理解。在这里，诗人写出了他对祖国文化深深的眷恋和自觉的归属感，“祖国的语言和乱石投筑的梁山城寨/以梦为上的敦煌”。这里的语言除本义外，还扩展到种族的文化氛围这一更辽阔的“语境”。这些是诗人精神中代代承传的“语言谱系”，诗人要光大它们，“投人此火”，“甘愿一切从头开始”，“去建筑祖国的语言”。但在一个被“文化失败感”笼罩的中国知识界，要重新激活昔日的传统是格外艰难的，它不仅对诗人的理解力、创造力构成考验，对其信心和意志亦构成考验。它是一种主动寻求的困境，并企图在困境中生还。

“我年华虚度”，没有写出其载力与抱负相称的诗篇，“面对大河我无限惭愧”。但人死了，抱负不会消失。于是，诗人假想了自己的“再生”。这“再生”，不是缘于留恋尘世的生命，而仅是为了续写生前未完成的宏大诗篇。“千年后如若我再生于祖国的河岸”，“我选择永恒的事业”。这“永恒的事业”，还是写作“民族和人类结合，诗歌和真理合一的大诗”！因此，谶语又体现出其辉煌的一面：“太阳是我的名字/太阳是我的一生/太阳的山顶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