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加拥挤，昏暗的灯光，让烟丝燃烧的光亮显得格外耀眼。

“文啊，要不要抽一口，水烟，不上火。”他哥哥拉着我的手，说半天，我听懂几句，大部分需要练煜翻译。

“不用，来，抽这个。”我拿出自己的香烟，每人一支。

香烟很快烧完，话永远也说不完，坐了一会，我们起身要走，大家起身道别，他哥哥送出门外，又是握住我的右手，紧紧的握住，我从口袋里掏出一百元钱，塞在他的掌心，这是我的心意，是我来之前做好的预算。只是突然间，我没了说辞，越想帮助的人，越害怕伤了对方的自尊。还好，他只是稍稍一愣，稍稍推辞，然后塞进口袋，千谢万谢。

我的老天，要是我能听懂一半他的话语，我就不会走得那么着急。

走在回来的路上，练煜给我一一介绍，那位是他嫂子，在外面打工，那位是他三哥，在家开摩托车搭客，那两位是他的侄子和侄女，十三四岁的光景。

“小孩大了，压力会小一些，看你哥哥过得比较窘迫。”我靠近练煜。

“是的，这些年主要是靠我嫂子打工的收入来维持，他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做什么都不能成事。”练煜的话语里没了恻隐，可能见惯不怪，就像我的哥哥，只是本质不同。

回来，在客厅看了一会电视，我提议拿出桂花酒，大家喝点。结果无人响应，都不喝酒，红瓜子他们也不会嗑，于是，练煜把那两瓶酒和那一斤瓜子一并拿到二楼，只拿了一个玻璃杯，我邀他陪我喝一点，他坚持不喝，坐一会，走了，走出房门：“文，起风了，变天了，要不要再拿一床被子给你？”

“不用，够了。”我说。等他关上房门，就只有我独自品味，坐在梳妆台边，或者坐在床头，白天晚上，那几天，因为天气，无处可去，那两支酒，那一斤瓜子，让我显得特别优越。

大年初一，天空淅淅沥沥的下起雨来，中午停了一会，我独自来到楼顶天台，站在围栏边，放眼四处，四处依旧，这地方的山，仰望并不觉得多么高大陡峭，俯瞰却犹如万丈深渊。这地方的水，细细潺潺弱弱，却如同血脉滋养灌溉富庶。这地方的人，大人小孩几乎都是直呼姓名，连两三岁的小孩叫自己的父母也是直呼名字。这地方的习俗，过年和不过年几乎是一回事，没有大红灯笼，没有对联，甚至没有鞭炮声声。

我低头，院子里和昨日一样，和前日一样，没有张灯结彩，一样清宁。看见嫂子，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一头乌黑的披肩秀发，两鬓梳起，在头顶旋涡处用橡皮筋扎起一撮，盖在上面，垂直下来，柳叶眉，圆脸庞，明眸皓齿，鼻子高挺，肤色健康，略显憔悴，整体给人一种端庄大方的古典美。

穿着朴素，蓝色衫，黑色裤，一双劣质的防水塑料胶鞋可能已经进水，走起路来叽咕叽咕的响。只见她来来回回，清扫，收拾，拿一张白色的尼龙纸过去房檐下盖住被雨水打湿的柴草垛，把原来放在露天的锄头工具搬进里屋。

我在天台踱步，脚底踩着早已死去见水回生的青苔，手里拿着手机，抬眼看向远方，不远的远方，炊烟袅袅，更远的远方，高楼林立，隔着青山绿水，隔着崎岖山路，隔着康庄大道，我不知道哪边是玉林，哪边是贵港，哪边是北海。

忽然想起肥仔，那个在旧油站工棚做过杂工的肥仔，那个热心的肥仔，那个喜欢夸赞别人的肥仔，那个圆头胖脸扁嘴巴，长得壮壮的，一身肌肉，很有力气的肥仔。他走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手机，也没有留下电话，所以断了联系。

突然想起，我大声的叫唤起来：“阿煜，你还记得肥仔吗？他是哪里人？”

“是玉林人，具体那个镇区不知道，好像离这里不远。”

“你有他的电话吗？”

“好像有吧，我看看。”练煜在厨房忙活，听到叫唤，出来院子，仰起头，看我一眼，然后走进他的房间，一会儿，出来，手里拿着一本比手机稍宽，比手机还短的袖珍电话本，翻开，报给我一个号码，是座机号码。

我打过去：“喂，你好，新年好。”

“喂，你找谁？”是一个女子的声音。

“我找肥仔，请问肥仔在家吗？”

“你是谁？你找哪个肥仔？”

我一下就懵了，是她那里还有几个肥仔吗？或者肥仔在她的花名册里并不叫肥仔？肥仔实际的学名叫什么呢？我说：“我找三年前在东莞打过工的肥仔，请你告诉他，我是他的朋友，在东莞厚街油站上班的朋友，他肯定知道。”

“哦，原来是，嗯，等他回来我告诉他吧。”听到对方哦嗯两声，像是想起了什么，或者正在回忆什么，我留下了我的电话号码。

不多时，肥仔打过来，欣喜若狂。电话中知道他回家就结婚了，早已为人父，现在是两个孩子的爹，刚才接电话的就是孩子他妈，是肥仔的老婆大人。

问他这几年做什么，有没有出来打工。他说他现在在电信局所属的单位上班，属于子承父业，单位不错，工作如何，待遇如何，倒是没问，我问他：“有空吗？过来练煜这里玩，我现在在练煜家。”

电话中，肥仔又是一阵欣喜：“是吗？什么时候来的？那我过去找你们。”听口气非常的爽快。

挂掉电话，我舒一口气，伸展一下四肢，扭一扭脖子，仰望天空，天空几朵乌云，像是画师泼洒的浓墨，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