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了几步，一跤跌在了水泥路上。这让他猛然做出一个起身的动作，结果脑袋重重的磕到了车顶棚上。

顾理初那一跤，其实跌的满厉害。

他的右手手背被蹭破了一大块皮，再有就是膝盖磕的青紫。对于他来讲，这简直就是了不得的大伤了。好容易挣扎着站起来后，他靠在一边的雕花栅栏上停了好一会儿，才把膝盖上的那股子痛劲给熬了过去。

“哥哥，我好疼。”他低声自语着，一瘸一拐的走回家里。

他没有进房，只在一楼门口的台阶上坐了，看着手背上的擦伤，皮卷起来了，露出鲜红的肉。他也不知是怎么想的，下意识的就把手抬到嘴边舔了舔，然后呸的一声，吐出一口带血的唾沫。

周遭忽然就静下来了，之前一直都是那样的忙乱，家家都在指挥着包装工人打行李，藤条扔的满院都是，再一个就是每夜都有聚会，外国邻居们喝的醉醺醺，算是末日的狂欢。他不懂得这前因后果，只是天天晚上能听到隐约的歌唱和欢笑声，让他有一种节日的错觉。

现在，一切都没有了。威尔金斯家的大门还开着，金毛大狗颠着爪子跑出来嗅了嗅，隔着铁栅对顾理初吠了几声，便继续向院外跑去，从此不知所踪。

他就这样呆呆的坐着，一直到了傍晚时分，身体冻的冰凉，肚子也咕咕的叫起来，才一手撑着台阶站起来，摇摇晃晃的走进厨房，喝了一点牛奶。

冰箱里还有一些蛋糕，但他没有食欲。他只是感到无比恐惧。眼下的一切是他从未经历过的，他简直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

他早早的就上了床，躲在棉被里，他闷了一身的汗，然而不敢露出头来。他知道这幢楼里只有他一个人，他害怕。他又想不知道哥哥现在是不是也在睡觉，他怎么样了呢？

一九四三年的沈静，已经不再是个浪迹街头的小瘪三。

自从十六岁那年救了陆先生一命后，他就渐渐的发达起来，有人提携就是不一样，他走的是光明正大的路子，哪像先前那些伙伴们偷鸡摸狗的，他要做，就直接去做官。后来上海沦陷，陆先生投靠了日本人，有些人不愿做汉奸，就各自偷偷跑去内地了，只有他忠心不渝，永远跟着陆先生走。陆先生这时候更看出他的好来，把他当儿子一样的栽培。

其实他的出身是很苦的，到底苦到什么程度，他从来不提。反正当年替陆先生挡子弹时，他的身份还是个小乞丐。现在陆先生也不让人讲究他的来历，因为也觉得实在是拿不上台面。不过后来周围一般的人也都知道了，不晓得是通过什么途径打探到的。

虽然现在是威风得意了，但贯穿童年和少年时代的艰辛生活已经伤了他的元气，如今再怎么补养，他也依旧是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总是笑着，微微带着点伏低做小的谨慎相。如果是被日本长官骂了，就更摆出一副深刻自责的忏悔模样，因为这个，秋城寺健太郎总喜欢没事把就把他叫过来，从头到脚的审视着，专门要找碴儿骂他一顿。到时候他那副瑟瑟发抖的可怜模样，简直让人想过去抓住他的肩膀，将他搓圆捏扁。

不过他现在到集中营内做事了，就不大有机会能见得到秋城寺健太郎，这对他来讲，是件好事。再一个，虽然集中营内最高长官为集团生活所所长森田慎吾，但森田本人另外身兼要职，经常几个月也不能来集中营内视察一次，所以沈静在营内的权力，便被无限度的放大了。

比如现在，正是下午时分，他可以在睡醒午觉后起来到处走走，集中营内处处都是令他满意的景象：天主教的大主教正在铺路，汽车公司的总经理正在刷厕所，前使馆的高级官员则在吭哧吭哧的推着一车刚烧好的红砖走过来。日本巡查坐在旁边的树下，用手中的皮鞭在地上无聊的划来划去。

其中很多面孔，他都是有些熟悉的。小时候在租界要过几年的饭，他吃住都在大街上，总有很多机会看到这些人物。他恨这些人，因为他小时候在法租界时，曾被一群侨民小学的学生用碎石打伤了右眼，起初还没觉得怎样，后来便觉着视力与日俱降，待到十年后他总算有钱去医院后，医生很遗憾的告诉他，十年之内，他这只眼睛是一定要瞎掉的了。

他总觉得打伤他的凶手，就是这些人中某一个的孩子。当然那孩子现在也长大了，所以他们也都老了，金头发都变成了银头发，大腹便便的穿着件破汗衫，做着最下等的苦役。因为没有水洗澡，他们的住处已经臭的好像牛羊的圈。

他顶着头上的烈日，怡然的踱到集中营内的石场，问站在一边的嘱托：“名册拿来。”

嘱托是个非常矮小的日本人，表情严肃的把名册递过去，他翻开几页，用手指在姓名编号一栏一直划到最后停下来，问道：“23096顾理元在哪里？”

“报告主任，23096号至23136号营员今日下午三时至三时半在接待室会客。”

听了日本嘱托那生硬的好像崩豆一样的回答，他像充了电似的，忽然微笑起来：“哦？那很好，我也去看看。”

集中营的前身是一座中学校，上海沦陷后，校内师生都迁去了内地，日本人便用铁丝网在四周宽宽敞敞的围起来，使其范围扩大许多。从石场到会客室，如果用脚走的话，是很需要一段时间的。他叫了汽车过来把自己送过去，路上颠簸，到地方时会面也已经开始了。

会客室